这样两位在净土法门发展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大师，却在净土法门的祖师传承记载中没有相应位置，这是让人遗憾的。

　　善导是被净土法门推崇为二祖的大师，在净土法门的历史上对他的生平记载要比昙鸾、道绰多。当然不可否认善导在弘扬净土法门的功业，但是他的师传是来自昙鸾和道绰大师。善导，生于隋炀帝大业九年，即西元613年。善导在幼年便从山东境内的密州明胜出家为僧，常念《法华》、《维摩》诸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看到了《观无量寿经》，大为欣喜，受戒后，他便与妙开律师共同研究《观无量寿经》。到唐贞观15年，即西元641年，29岁的善导听说道绰禅师在河西传弘净业，四众咸归。于是他便下决心到并州交城的石壁玄中寺拜谒。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冰封地冻，善导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玄中寺。那年，住持玄中寺的道绰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僧了，他怜念善导远道而来的劳苦，当即授以《观无量寿经》的奥义。从此，善导便住在玄中寺，师事道绰，专弘净业。但是善导师事道绰的时间不长，大约是他到玄中寺的第五个年头，唐贞观十九年，即西元645年，道绰以84岁的高龄示寂。道绰圆寂后，善导便离开了玄中寺，到了当时的帝京长安弘扬净土法门。这时正处唐贞观盛世，日本有不少人到京城长安留学，从而也就把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传回了日本本土，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净土事业。

　　对于净土法门历史发展的传承，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和阐发。慧远大师是中国汉传佛教史上一代名僧，他在庐山东林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团结大批士族文人，调和佛教与儒家名教的矛盾，使佛教流行江南。他对佛教内部各门派采取相容并蓄，在毗昙学、三论学、禅学、戒学的弘扬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他融合玄学、儒学，使大乘中观派的观点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为以后佛学中国化开辟了道路，影响深远。慧远在诸多净土中选择了弥陀净土，组织一百多人共誓往生西方，他奉行般若、禅净与净土相结合的念佛三昧，对于弥陀信仰的流行起了推动作用。慧远宣导以观想念佛为主的念佛三昧，认为「功高易进，念佛为先」，这是他的贡献。但是，他的念佛三昧，虽是首倡，却还没有突破印度禅法范围，只能为少数人所接受，它与后来昙鸾宣导的称名念佛为特色的净土法门是有区别的。因此，慧远圆寂后，他的弥陀信仰思想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广泛传开。但慧远确是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先驱者之一。

　　我们应看到的是，慧远时期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还处于萌芽阶段。正式创立净土法门的大师是昙鸾、道绰等人。史书对昙鸾、道绰两位大师的事迹记载是很清楚的。而且，日本佛教净土派对中国佛教净土宗传承研究也是十分明确的。日本僧人源空(号法然，1131—1212)，尊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宗的祖师。在他着的《选择本愿念佛集》中，以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日本净土宗的六祖。在他着的《类聚净土五祖传》中去掉菩提流支，以昙鸾等五人为净土宗的五祖。源空的弟子亲鸾(1173－1262)，创立日本净土真宗。在他着的《教行信证》和他后来写的《净土高僧和赞》，赞颂印度的龙树、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源空等七人为真宗七祖。在这七祖中，中国以昙鸾为首，即昙鸾为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初祖。由于昙鸾是在玄中寺创建净土道场的，所以日本佛教净土派视玄中寺为他们的祖庭。

　　三、未列入十三祖的缘由

　　到了宋朝，净土法门的传播已逐渐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念佛的风气日渐集中于临安，并由临安传播到南方各地。当时南方念佛结社盛行，这样自然又追溯到东晋慧远的莲社。所以，南宋年间编成的《佛祖统纪》中，对净土祖师七祖的推崇，自三祖以下，都是代表南方净土法门的，从而使远在善导之前为净土法门的创建和传播作出贡献的昙鸾和道绰寂然无闻了。造成这个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的佛门人士和佛教学者，限于当时的交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条件，对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对北方净土法门的传播情况了解得很少，甚至没有见过昙鸾写的《往生论注》和道绰的《安乐集》。由于这种客观历史的局限性，要编写一部客观、全面的净土法门的师传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南宋的宗晓和志盘恰恰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仅仅靠手头掌握的一点资料编写了净土法门的师传体系，他们完全忽视了汉传佛教净土法门是北方产生、发展的一大教派，从而也就忽视了净土法门在北方盛行中做出创建性贡献的大师们。

　　对这个问题，佛门有识之士和一些专家、学者多有异议，大家都认为，对于净土法门历史发展的传承关系，要尊重事实。我们要知恩报恩，感念历代祖师之功德，缅怀他们的法乳深恩，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对中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实现这个任务，应是我们后辈净土门人以及宗教方面的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